在整体的宪法组织和运行机制中，内在地设置有警察权的权力界限及其监督体制。

公共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狭隘观念，也被不可逆转的公私合作治理洪流所摒弃。在合作行政下，行政正当性不再仅仅取决于行政机关遵照既定流程合法作出一个决定，而是更强调通过沟通、互动和协商来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

如在我国《反垄断法》四十五条规定的反垄断和解制度中[4]，最终反垄断和解程序能否顺利进行乃至最后达成反垄断和解协议，都必须依赖于被调查的经营者在调查程序中的消除垄断行为后果的积极行为。由于这种反思整合型程序是在一种新的、非等级制的、去集权化的环境中生长和运行的，因而无论是从程序主体还是行为方式上来说，都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在这一机制设定的框架内，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来参与设计一个双方同意的行政立法或者政策，较之于机关强加于人的政策，这种程序无疑因为鼓励合作而非对抗使得程序的参加人对程序结果有了更强的可接受性(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1996：210)。在传统行政程序观念看来，程序是针对政府行政提前预设的行动轨道，行政过程的推进全然凭借行政机关的需要和意志，相对人只能被动接受程序的结果。就传统行政程序的目的而言，其旨在保障最终做出的行政决定的形式合法性，只要严格按照既有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做出且没有其他违法事由，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就应该在后续的救济程序中得到确认。

在程序设计方面，赋予公众分享议程设置的权利。正因为看到了传统行政程序的不足，基于平权型法律关系的协商型行政程序建制大量涌现，如美国的行政立法协商程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管理式谈判)，成为一种替代以通告——评论为特征的传统行政立法程序的备选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歧视、侮辱、贬低损害残疾人人格都可以视为对残疾人人格尊严的反面解读。

注释: [1]参见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4页。之所以需要上升到这一层面，是由于宪法需要某些原则，这类原则应当基于保护人的权利的考虑。[10]当然，就侮辱、诽谤而言，在刑法中还包括诸多特定的对象，如侮辱妇女（第237、241条）、侮辱儿童（第241条）、侮辱少数民族（第250条）、侮辱（死者的）尸体、尸骨、骨灰（第302条）、侮辱、诽谤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第309条）。[35]［波兰］Janusz Symonides：《人权的概念与标准》，杨雅婷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11页。

[33]505 U.S.833［1992］．转引自［英］迈克尔·罗森：《尊严：历史和意义》，石可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二是固定人的尊严这一法律名词，可以统一学界关于这类表述的歧异之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在侮辱、诽谤等损害妇女名誉和人格的行为之外，还专门禁止宣扬隐私这类行为方式。本着此一目的，议定联合国宪章，并设立国际组织，定名联合国。因此，我们无需否认这一事实：我国现行宪法并无人的尊严的相关规定。这种自主也是法律上的自治。

[13]然而，这样的说法多少都有些牵强：第一种方案无视该条的立法原意，突破宪法的体例框架进行解释，与尊重立法原则的解释规则明显不符。[36]就此而言，消灭包括贫困在内的阻碍人的尊严得以实现的因素，正是现代国家的根本使命之所在。三是人的尊严在国际公约以及国别法律中适用的普遍性，恰恰与国内法律在人的尊严问题规定上的欠缺与不完整形成明显的反差，因而格外需要通过人的尊严概念的立法化来使这一理念制度化、规范化。实际上，对弱者尊严的维护也代表着一国人的尊严的保护水平，道理很简单，如果弱者的尊严都能够得到全面的维护，那么正常人尊严的保护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换句话说，在将两者规定于同一个法条之中时，逻辑上可以区分出物质的身体与精神的尊严两个不同的面向。

该宪法第二章为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义务，这部分的起始一条（第21条）即规定：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对于人格尊严屡屡出现在法律中的现实，一方面当然要看到这是当代法律的进步，因为它们不再满足于对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显现权益的维护，还将保护的范围扩展至代表人的尊严的那些价值之上。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明确了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目标，即国家建立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有尊严地生活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1条也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11]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民法通则》第101条提到的侮辱、诽谤等方式，与宪法重在保护公民的名誉、荣誉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勘验时应当保护他人的隐私和尊严。其次，《宪法》第38条规定的后段重点防范的是侮辱、诽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行为，而不是指对人的整体形象加以维护的人的尊严问题，因而，此处的人格尊严实质上是指排除国家侵犯的公法意义上的人格权。

[3]可见，这一条款的出台是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结果，但这也拉开了宪法和法律保护人的尊严的序幕。[29]因此，在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同时，对这一权利的根本宗旨加以制度上的限定，也是理所当然的。

全社会弘扬人道主义，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维护残疾人的尊严和权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制定目的特别强调了使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例如，《国务院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的通知》主要目标和指导原则部分规定：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更加文明。

[8]在一定程度上讲，确认和保障人的尊严应当成为各国宪法宣示的基本任务，其中典型者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条所规定的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机关的义务。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

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别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则可以视为另外一种特殊的规定形式，其第20条规定：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死者的尊严。[32]（4）私域控制权，即控制、支配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的权利，包括住宅权、隐私权、个人资讯控制权等。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两种尊严之间发生混淆所可能产生的在人的尊严问题理解上的偏颇与狭隘。

宪法确保公民人格尊严、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并推动社会正义。因此，尊严包括人格尊严在内，究竟在法学上如何来确定其内涵和外延，仍然是一个亟须研究的课题。

参见［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受保护的人格权利既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

当然也必须注意的是，不能把人的尊严的内涵与外延无限度地扩张，使其成为一种对所有权利来说都具有涵摄性的指导规范，这样做只能导致人的尊严的虚化。此后，在《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公约和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为代表的国别宪法中，都确认了人的尊严的意义和地位，人的尊严作为一个基本法律范畴也逐渐为世人所承认。

必须指出的是，自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尊严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出现了一系列对弱者尊严加以规定的内容。[20]［美］托马斯·博格：《阐明尊严：发展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观念》，李石译，载俞可平主编：《幸福与尊严：一种关于未来的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该解释第1条在关于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权利类型中，第（三）项即为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这两条规定的特殊之处，一是主体是特定的外交人员，毕竟外交代表与领事官员是在国外执行公务，他们所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尊严的侵犯也就是对国家的冒犯。

境遇中的弱者是指社会制度或者生存际遇而将某一个人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下，此时当事人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如我们常见的患者、消费者。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残疾人人格。

就此而言，将人格尊严作为法律的原则之一，凸显了其在相关法律中的核心地位与指导作用，尤其将其运用于弱者的权利保护之上时，既可以增加法律的伦理色彩，又有利于拓展弱者的权利范围。这说明人的尊严还未成为我国通行的法律用语，而这恰恰是今后立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特殊主体即具有特定法律身份者所享有的人格尊严，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中（以下仅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列举对象）对特殊主体人格尊严的规定，可以发现存在如下几种特殊类型：（1）学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第29条第2款。[32]转引自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14。